2007 我的舞蹈人生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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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个上个世纪中叶的小故事。
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天资优异，勤奋上进，获得了芭蕾舞界最年轻的国家特级舞蹈演员的称号。从小开始，掌声鲜花一直围绕着她。
突然间二战爆发了，炮火洗礼了法国，盟军登陆诺曼底。交通，讯息中断，食品严重匮乏。巴黎歌剧院的团员们有时每天只能找到一个洋葱赖以为生：晕倒了，爬起来继续跳。
少女和母亲从450公里远的南特赶回巴黎，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半路上，饥寒交迫的女儿跟妈妈说：“妈妈我累了，我饿了。”“可是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啊。” 身无分文，走进一家小酒馆。善良的店主给了她们一份菜汤。坐在桌前，面对着淡薄的汤水，女孩儿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她想到剧院里的美丽衣裙，鲜花和荣誉全被炮火一夜间全部覆灭。
这时走过来一位老先生，跟哭泣的少女说：“孩子，你为什么悲伤？你看看我，我从诺曼底来，我家的房子被烧了，我的妻子被炸死了，我的两个女儿都死了。我才是一无所有。而你，如此年轻，你拥有一切。”
这一句话，从此改变了女孩的一生。
她就是我的芭蕾舞老师, Lucia Petrova 女士。今年82岁，是她执教以来的第64个春秋。
为了锻炼形体和基本舞蹈技巧，我开始寻找芭蕾舞la danse classique的课程。试过一个业余班的课，微笑微胖的老师，呵欠连天的进度。终于人家跟我说，那你就去找Mme Petrova吧，但她很严格哦，一般人受不了。黄页上查不到她的电话，我还是在一个文化报纸上碰巧看到了她的广告：十月一日开学；九月，热身恢复训练。没有标价，也没有任何招生事宜。
我就这么打电话过去了。接电话的居然就是她本人。只问了我有何舞蹈基础，听说是跳Flamenco舞的，就说那好，刚巧有个早晨班，转开给舞蹈人员做辅助性训练，比如说班上有个肚皮舞的老师。我还是冒冒失失地在开学前溜过去了一趟，想知道这个免费的“热身恢复训练”是怎么回事。先见到的就是一屋子少男少女，一律粉白丝袜，黑色连体衣，跳跃着，旋转着。不用说，我也知道这儿没我呆的份儿。
周三的早晨十点二十，穿越了里昂城来到了学校，另外两位学员已经整装就位了。我连忙换衣。三十分整，音乐响起。我跟着一前一后两大师姐开始练习。这么小的班，窃喜。但同时心里头还在冒冷汗；来了法国这些年，好像已经没有了上课准点开始的概念。不论在法国还是西班牙，我上过的舞蹈课时间表基本误差在前后一刻钟左右，当然永远是“后”多于“前”。
Petrova女士的舞蹈教学是用手式和术语口头传达每一个练习，复杂的时候也会提腿，旋转，亲自示范。她演示一遍，马上就由学生自己跟音乐做前后左右的对称练习。不消说，没有几个练习下来，她就发现我这个初学者是个完全不懂行的新手。小时候舞蹈队的那些个基本功练习跟真正的芭蕾舞课如何能比，我一个术语都不懂。而两个师姐的来头都不小，过了好几周慢慢地接触才弄清楚：一个是退休的芭蕾舞老师；另一个肚皮舞老师19年的阿拉伯舞，30年的芭蕾。最年轻的我夹在中间，惶恐的模仿着她们的动作，一边还要听老师的指令和纠正。“绷紧脚趾！手放松！膝关节向外！”我一时间顾此失彼，怎么也没办法同时执行这么多跟我的习惯舞蹈姿态不相符的指令。我只有向老师坦白，小时国内的那些课程根本不是芭蕾，所以自己的基础为零。
大汗淋漓的一堂课下来，咽了一肚子的责问，“你听得懂我说话吗？”；“怎么二十几岁的人大腿这么软绵绵的！”；“你们亚洲人的韧带不是特别好吗？你怎么这么硬？”。我感觉好像回到了旧社会的沙皇时代（Petrova女士的母亲是俄国人），这哪里像在一个发达现代的民主国家。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没有明文规定，但在芭蕾学校里大家都遵循着一套“老式俄国”校风，纪律如同贵族社会的等级制度那般森严，繁琐：不能在换衣间高声说话（跟蚊子一样嗡嗡耳语才叫正常音量）；进了练功房后就不能摆弄头发（我大概在第二个月才找到很紧的皮筋和无数的大大小小的发卡，心痛离离头上草啊！），那头发散了就得跑到换衣间；出去要请示；不能在任何时候背对老师（学习倒车和螃蟹步）；最让我头晕的是，上课不准提问！用老师的话说是，想当年巴黎歌剧院的芭蕾舞课，老师在堂上什么都不讲解，如果学生要提问，就只有付钱买单独授课。还好我一周里有两堂是仅仅两三人的小课，可以让我有唯唯诺诺举手发问的权利。
慢慢地适应了这套纪律，只是由于转车和我的工作的关系，很难做到准时。两个月下来我渐渐发现时间的概念在这里用西方的这套行不通。十点一刻上课的话，我在13分上气不接下气的攀到教室门口，里边学员们已经铺好垫子就位了。我试着一次比一次早到，结果还是早不过Petrova女士。我怀疑她是不是住在学校的。后来发现她有早到教室，听音乐神游的习惯。每一堂课都是经过这样的充分准备为我们学生量身定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就没有上过一堂重复的。每次课下来，要复习好一会儿把“拷贝”的动作消化消化，觉得能应付自如了，可下一堂永远都不再重复。刚开始那会儿我简直郁闷不已，简直让人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嘛。现在慢慢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好课。老师要求严格，但也给与学生们同样的尊重。说起她一次被邀请去某市授课，好心的市长搬来一张椅子。结果Petrova女士两眼一瞪：“我这是上课呢，要坐啥？”
吸引我风雨（这风雨主要出自老师的面孔）无阻地去上课原因，除了自己对舞蹈的热爱，还有老师那说不完的人生故事。课外的时间，她喜欢跟这几个老学员讲那过去的事情：当年在威尼斯如何四人小组赛过意大利国家舞团；少女时代第一次演绎一位失去爱情的女人却在台下被妈妈打了一巴掌，恰因为演得真切；未婚夫在婚礼前１５天被征兵去打仗；从癌症的手术台下来开车去巴黎机场迎接收养的一对亚洲子女．．．她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坎坷人生让我每每感叹不已。
她牺牲了自己人生中很多的东西为了抚育这对黄皮肤的兄妹，培养他们成为了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哥哥Pierre Advokatoff曾是胡桃夹子，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芭蕾经典的首席，现任里昂歌剧院的舞蹈教练。儿女们都从舞台上“退休”了，而８２岁的她还在从周一到周六的上课。她学校里走出的１４０００多个学生里，有１５００个成为职业芭蕾舞演员，现今遍布巴黎，伦敦，纽约等各大舞团。直到今年，纽约和伦敦还在给她发授课邀请，而她宁愿留在自己生活了大半生的小城市里义务教学。只可惜在她自己的国度，她曾经的光环最灿烂的地方，人们已经将她淡忘了。跟她同代的大师们几乎所剩无几，包括著名的洛桑芭蕾舞团团长Maurice Béjart(1927/1/1-2007/11/22)的离去给她更是沉重的打击。１１月１９日，洛桑舞团刚好在里昂公演，而Béjart则一个人孤独地躺在病房。
相对于她的同行们甚至是晚辈们的风光，Petrova的生活却是如此的简单。一张雅致的信纸，一块甜美的蛋糕就能让她乐得像个孩子。义务教学，她有时会因为行政机关出错，养老金不到而没有钱付水电费。她自然不属于互联网的时代，当我们告诉她从网上能搜到她和她儿子的名字，她差异的问我们什么时候有网上的记者来采访过她。是啊，她辉煌的那个年代纪录现在应该只能在图书馆馆藏里才找得到。但是她的名字总是被引入在众多学生的舞蹈简历中。
我们都在殷切地期待她出自传，唯有她自己还不急。去年Villeurbanne的市长问起她什么时候考虑退休，她说你等我100岁后再问这个问题吧。
